一位登山者在排隊中展示標語：媽媽，我愛你。從北京時間5月17日到27日，短短10天，11名登山者喪生尼泊爾南坡珠峰登山線路。
而當第11名遇難者確認死亡的消息和尼泊爾珠峰南線“大堵車”的照片在社交網絡上持續發酵，那些關于“集中死亡”背后的問題和疏漏，在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和BBC這些主流媒體筆下被層層剝開。
CNN在進行采訪和調查后的一段總結頗具深意——
太多的登山新人、經驗不足的登山運營商以及對旅游收入極其渴望的尼泊爾政府，共同導致了這場悲劇。珠峰攀登線路。最后一段路，就像一個動物園62歲的美國律師克里斯托弗·庫里什是今年珠峰登山季的第11位遇難者，他成功登頂了珠峰，卻在大本營的帳篷里停止了心跳。他帶著“七峰俱樂部”的榮譽離開了人世，留下的只剩家人的淚水，以及外界的質疑和拷問。
事實上，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得到的官方說法，“庫里什在登頂的時候沒有遇到所謂的‘大堵車’也沒有遇到惡劣天氣，但因為身體原因，不幸離世。”
然而，他的遇難將今年的珠峰死亡總人數推到了11人，直逼2006年的峰值。也正因如此，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在珠峰頂上，這段時間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那里實在是太瘋狂了，就像動物園一般。”這是埃迪·多靈在今年登頂珠峰之后最直觀的感受，他是一位來自亞利桑那州的醫生。幾天前，在他站上珠峰頂端的時候，他在這塊只有兩張乒乓球桌大小的平臺上，看到了接近20位登山者。
“為了站上這里，我排了幾個小時的隊。但是在頂峰看到這樣的場面時，我害怕極了。”多靈回憶，站在那個平臺上的所有人都興奮極了，但由于空間太小，他們的每個動作幾乎都會撞倒別人，然后相互擠著想要快點拍完照片。“我很擔心自己失去平衡，所以就退了一步坐到雪地上，然后拿出準備好的小標志讓向導給我拍了一張照。”
這或許就是那張320多名登山者“大堵車”照片背后，最真實的珠峰。
攀登珠峰人數逐年遞增。而《紐約時報》在采訪和調查過后的表述就是，這片白雪皚皚的世界最高峰就像是動物園一樣，由于太多登山者是缺乏經驗的新人，他們難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以至于出現了“兩極分化”——
一部分人他們在看到頂峰之后極度興奮，即便已經意識到眼前的喪生風險不斷提高，但是他們還是恨不得馬上就要沖上頂峰，去完成心愿；而另一部分人則是在意識到危機之后，擔心、害怕，恐懼讓他們手足無措……這樣的場景，在半個多世紀前是鮮有出現的畫面。按照《華盛頓郵報》的說法，彼時，尼泊爾一側的珠穆朗瑪峰入口還未被開放用于商業性攀登時，征服珠峰這個夢想只屬于最精英的登山者。
“隨著征服珠峰的誘惑越來越大，攀登人數也與日俱增，其中不乏缺乏登山經驗的新手們沿著狹窄的小道向峰頂蹣跚著前進，導致了致命性的延誤。”攀登珠峰死亡人數逐年上升。欲望背后的暴利導致這一切悲劇的，是越來越多瞄準了“登山利益鏈”的商業運營公司，然后，在利益的驅使下，其中一些運營公司放低了登峰的門檻，最終導致了整個市場的混亂。
《華盛頓郵報》在調查中給出了這一組數據——
今年有44個團隊獲得了381張登山許可證，創造了歷史紀錄，但陪同他們的夏爾巴向導也只有相同數量。而《每日郵報》的另一項數據調查則更加觸目驚心——
不少商業運營公司為了招攬客戶，吸引更多人來攀登珠峰，他們將原本需要10萬美元的登山費用降低到四分之一。但降低成本的代價是，這些公司使用的是不正規的器材、裝備、導航地位儀器，以及不合格的氧氣瓶。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和起始地南池日益擴張的登山器材黑市，就是最好的證明。
“越來越多的登山者抱怨他們的氧氣瓶出現了泄漏，充氣不當甚至是爆炸，而這些有問題的氧氣瓶設備幾乎都來自當地黑市。”《紐約時報》在最新一篇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偷竊、氣候問題和珠峰上的垃圾，已經不是登山者抱怨的重點了。”不僅如此，依靠不正規的器材和設備降低登山費用只是商業運營公司賺取暴利的一種方式，他們還會通過“速成”來加快客戶接近珠峰的速度。
死亡的愛爾蘭登山者。按照《華盛頓郵報》的說法，那些愿意花11000美元得到登山許可證的客戶，必須有醫生開具的健康證明，“但是現在大部分的公司并不要求這些客戶證明他們在如此極端海拔下的耐力條件。”
而對于那些客戶的培訓，一部分商業公司也是偷工減料。
“一些客戶都不太會給自己的氧氣瓶補氣，他們甚至不知道怎么把鞋釘裝在自己的靴子上。要知道，當惡劣天氣來臨的時候，如果不能牢牢抓住冰面和繩索，那么生命可能轉瞬即逝。”一位夏爾巴向導說。但即便如此，那些商業運營公司依舊樂此不疲。
“每個人都想站上世界之巔。”一位巴基斯坦登山和旅游公司的老板米爾扎·阿里告訴《華盛頓郵報》記者，
“來的人越來越多，許可證越發越多，生意越做越大。但代價是越來越多的人命。”登山者的遺體就暴露在大眾眼前。3億美元收入，尼泊爾政府難以割舍在這些悲劇發生之前，難道尼泊爾政府就沒有意識到登山市場的亂象以及珠峰上的“擁堵”嗎？
事實上，尼泊爾政府很了解。按照《華盛頓郵報》的說法，政府意識到了亂象對于登山產業的危害，但是他們并沒有減少登山許可證的發放。就如吉米雷局長一遍遍強調，
“如果要限制登山者的數量，那么不如禁止所有人登山。”這或許也是為什么，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每日郵報》這些主流媒體進行完調查之后，他們的記者會在文章中使用“丑聞”和“腐敗”這樣的字眼。
其實在今年的珠峰悲劇之前，尼泊爾政府在管理登山產業中的一些問題就已經被曝光。
去年9月，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背包客就已經投訴了尼泊爾的救援組織。當時，他在登山過程中出現了胸痛的問題，他被直升機送進了醫院，然后他的護照也被莫名扣押，只能在所謂的“治療和恢復”中花費大量的金錢。
直升機救援已經被當成了一種生意。當這件事被《紐約時報》曝光之后，這種當地向導勾結直升機求援公司和保險公司的行為才被發現是尼泊爾當地的一種“普遍現象”。盡管尼泊爾政府已經對外宣稱進行調查，但是完全消除這種“勾當”實在是太難了。
畢竟，每一年為了攀登珠峰前往尼泊爾的背包客實在太多了。
根據尼泊爾旅游局的數據顯示，去年尼泊爾的游客數量首次超過100萬，旅游業的消費占到全國GDP的近8%，而其中登山產業就能創造接近3億美元的收入。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是不可以被丟掉的重要經濟來源。這也是為什么在11起悲劇發生后，尼泊爾旅游局的官員們依然以“尋求樂趣和名望”鼓勵登山者的到來。
不僅如此，當中國的珠峰登山許可證數量受到嚴格限制之后，尼泊爾更成了眾多登山者實現夢想“最方便的機會”……
“我們都來到這里，為了追逐一個夢想。”加拿大電影制片人伊利亞·薩貝利的這番感慨發人深省，她在登峰過程中看到了一具登山者的尸體仍然靜靜躺在通往頂峰的道路上，但經過的其他人卻都沒有多看一眼。
“在我們腳下，可能就躺著一個逝去的生命。我們把珠峰變成了這樣，難道這就是每一個登山者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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